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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起高桂滋,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。说到西安建国路有座“高桂滋公馆”,可能有人会说知道。

  高桂滋,陕西定边人。抗战时期的国军17军中将军长。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,他就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。毛泽东曾致信盛赞他的“光荣历史,国人同佩”。

  人物简介

  高桂滋,字培五,生于1891年,陕西定边人。国民党陆军中将。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陆军第84师师长,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,第36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。1950年,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,兼西北农林部副部长。1954年,当选全国政协委员。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、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委员。1955年,被任命为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。1956年,到北京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。1959年1月6日,在北京病逝。1月9日,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公祭大会,习仲勋主祭。

  西安建国路有一家远近闻名的单位——陕西省作家协会。这里走出了许多大作家,常有文学青年慕名探访这座院子。这本是这条街上两座赫赫有名的公馆之一。南头是张学良公馆,北边这座就是高桂滋公馆。它的闻名,在于西安事变时,蒋介石一度被软禁于此。其“房主”正是陕籍抗战将领高桂滋。当年,他率兵抗日,几欲战死。抗美援朝时,将军用这座公馆换了一架飞机捐给志愿军。

  蒋委员长“住”进了高公馆

  83岁的高桂滋之子、高斌老人说,高公馆被称作“大楼院”,是当年西安唯一带有暖气的公馆。高公馆建于1933年。高桂滋时任陆军84师师长,刚刚参加了长城抗战。他选中建国路占地十余亩的一块地方,请天津的建筑公司,按照当时天津租界的意大利风格设计建造了一座西式小楼、三座中式四合院相连的建筑群,中西合璧,颇有气势。公馆还未竣工,就来了第一位住客——蒋委员长。1936年12月12日,张、杨二位将军发动兵谏。当天,蒋介石被抓,一度软禁于新城黄楼。两天后,张学良派其副官找到高家,还写了一张便条,说要借公馆一用。

  高家问,谁来住?副官答,委员长。高家说,委员长要来住就住呗,还写什么借条。

  当时,国共各界要人往来于高公馆。宋子文、宋美龄在此向蒋报告谈判进展,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此与蒋介石会晤,达成停止内战协议,和平解决了“西安事变”。

  1949年5月,西安解放。贺龙也曾在此居住、办公。次年,高桂滋同张治中一同回陕。此时大楼院被几家单位占用。习仲勋知道了,说,你们要么退出去,要么买过来,占着像什么话!几家单位都开出不菲的价格,高家没卖。不久,抗美援朝时,高桂滋听说一架战斗机价值15亿(折合1955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15万元),就用房子换了一架战斗机捐给了志愿军。

  这座大楼院先后成为西北妇联、中苏友协等机关办公地。1956年,划分给陕西省作协。而今,高公馆作为西安事变旧址,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  1945年,抗战胜利后,蒋介石开始整编非嫡系的杂牌军。高桂滋的第17军被列为第一批。他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,没了兵权。

  高桂滋在大楼院深居简出,除了开会,很少到外面走动。其子高斌当时只有十来岁,抗战时,父亲曾把他带到军部过寒暑假,让他经历战争,锻炼身体和心志。

  从“长城抗战”一直打到中条山

  多年以后,高斌才知道父亲的抗战早在1933年的“长城抗战”就开始了。

  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。1933年初,日寇突进山海关,又攻热河。长城抗战爆发。当时,84师师长高桂滋率部防守长城喜峰口右侧董家口以东30余里防线,阻止日军进入关内。那一仗打得很惨烈,84师伤亡1800余人,山顶的工事全被日军飞机、大炮炸毁,但84师依山踞险一度顶住日军进攻。最终,日军增援,84师腹背受敌,奉令撤至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。

  后来,中日签订“何梅协定”,长城抗战失利了。但高桂滋及84师的抗战英迹为世人称颂。1936年,毛泽东代表中国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致信高桂滋,盛赞他参加北伐战争和长城抗战的“光荣历史,国人同佩”。

  抗战时期,高桂滋非常忙碌。这可从《陕西抗日将领年谱》的相关记载约略看出。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后,高桂滋的行踪几乎每日都有记录:“1937年7月9日,蒋介石电令高桂滋第84师随时待命。11日,蒋又电令高开赴山西汾阳待战。14日,高部东渡黄河……8月3日,高率第84师进入南口,构筑工事迎敌。8日,日军独立混成旅第11旅团和第5师团向南口发动进攻,84师迎战……”

  此后的记录更为密集:“8月26日,在沙城、长安岭布防;27日,率主力渡过桑干河;月底,在沙城、长安岭阻击日军;9月,指挥17军在广灵西北火烧岭阻击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和第9旅团……”

  抗战时期,高桂滋历任陆军第84师师长、第17军军长、第36集团军副总司令,其中于1942年还被任命为中条山游击总司令,统一指挥中条山区的游击战。高桂滋经历了南口战役、晋北火烧岭战斗、平型关战役、忻口战役、韩侯岭阻敌、反日军九路围攻、太岳游击、中条山抗战和晋南会战,可称为持久抗战。

  1939年8月,日军在中条山被陕军打退撤离的当口,高桂滋的父亲去世了。战斗间隙,高桂滋匆匆赶回西安,于父亲灵柩前泣拜说:“国难当头,前方紧急,儿不能为您守孝。望您暂居寺庙,待儿把日酋赶出中国,再为您举殡发丧。”随即,重返前线。

  两次“大难不死”都与日军有关

  高桂滋晚年时,时常感慨抗战中数次“大难不死”。高斌、高士洁在《“生是中国人,死是中国鬼”——高桂滋将军抗战经历》一文中,追记了父亲的多次遇险。

  头一遭,是在1928年的济南抗日中。当时,蒋介石指挥北伐,高桂滋率第47军进驻济南,军部暂住济南城里一幢空闲的小楼里。当晚,高桂滋回想白天日军在济南南关设立工事,假如日军突袭……高桂滋与军部随从随即立即撤出小楼,不过几分钟,猛听头顶嗖嗖乱响,接着就是巨大的爆炸声。回头一看,小楼已夷为平地。次日,日军在济南城大肆屠杀中国军民,造成“五三惨案”。

  最为惊险的是1941年5月,日军调集6个师团十万余人大举进攻中条山,中国军队迎战,史称晋南会战。高桂滋指挥17军激战,但部队被打散。高桂滋在山西垣曲的山沟中遭日军飞机轰炸,伤亡200余人,又被日军三面包围,只得钻入灌木丛中。眼看日军搜山已近,高桂滋几欲自戕。忽然大雨如注,敌军退去,高桂滋这才躲过一劫。

  当夜,17军一参谋长劝说高桂滋另谋出路,提醒高投靠汪或直接投降日本人。高桂滋大怒:“现在的汪精卫是汉奸、民族败类,而我是中国抗日部队的将领,我能投降他?我生是中国人,死是中国鬼。这次能脱险就还和鬼子干,不然,我就自杀,为国尽忠。”

  但日军的搜山行动还在持续。被打散的高部另一支分队找不到高军长,发现17军一名遇难伙夫的遗体,其体型高大,很像高,遂将其掩埋,并用弹药箱做了一个墓牌,上书“陆军第十七军中将军长高桂滋之墓”。日军找到该墓扒开查看,加之高桂滋的坐骑、公事包、私章等物均被日军缴获,确信高桂滋已战死。1941年5月20日的日伪天津庸报载:“第十七军高桂滋,据云在垣曲区战死。”高桂滋这才化装成商人从小路脱险。

  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

  高桂滋是陕西定边人。1891年农历八月十八,他出生在定边县东街一贫苦人家。14岁那年,在宁夏盐池县外祖父家开办的挂面小作坊当学徒。20岁回到定边,姐夫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。第二年,入陕西西安讲武堂学习。两年后,高桂滋回定边办团练,当了保安队队长,剿灭了为害地方的惯匪杨秃子。其后,他到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部任骑兵营营长,参加直奉战争。

  当时,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发动北京政变,囚禁了贿选的民国总统曹锟。高桂滋任国民2军独立团团长,曾派卫队营进驻西山碧云寺、香山等地,保护孙中山灵柩。

 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,高桂滋与李大钊联络,支持北伐。李大钊和于右任介绍高桂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。

  高桂滋爱兵如子,待百姓如亲人。他所率的部队军纪严明,帮群众收麦、收秋,不喝百姓的水,也不抽百姓的烟。

  高桂滋与共产党的交往很早。除了1925年在北京与李大钊来往,1936年,毛泽东在致高桂滋的信中,表示愿在“两军各守原防,互不侵犯”等八条建议下与高谈判。抗战时期,高桂滋派连以上军官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参加游击战术轮训班,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。高部17军在山西抗战,还多次受到朱德的电令嘉奖。

  1944年,在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的联系下,17军与陕甘宁边区建立了秘密交通线。1947年,胡宗南准备对陕甘宁发动进攻,拟任命高桂滋为前线指挥官,被高婉拒。1949年,胡宗南要派飞机送高桂滋赴台,高藏在重庆一家外国人开设的医院里,没走。而此时,高所率旧部已纷纷起义。

  1950年3月,高桂滋由重庆抵北京,受到毛泽东接见。9月,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,兼西北农林部副部长。

  1956年,高桂滋赴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。第二年,突患脑溢血入院。1959年1月6日逝世,终年68岁。全国政协为高桂滋举行公祭,主祭人为习仲勋。

  《自传》中有关抗战记述仅百余字

  父亲去世时,高士洁不到13岁。如今,69岁的高士洁老人怀念父亲的方式,就是探寻那一代人抗日杀敌、抵御外侮的历史真相。

  高桂滋没有留下长篇回忆录,只在1950年之后写过几篇短文,《我怎样认识共产党》,以及一篇两千余字的《自传》,其中有关抗战的记述仅百余字,只说“前后与日寇接战百余次,伤亡万余人”,就一笔带过了抗日血战的经历。

  1955年,在一次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座谈会上,有人说国民党不抗日,如何如何……高桂滋说话了:“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,不应该说国民党都不抗日。不抗日,我那些弟兄都哪里去了?”

  高桂滋没有忘记抗日战争中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,特别是那些烈士。他说,我只是这场战争中的幸存者。

  华商报记者孙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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